黄胄先生（1925～1997），是新中国美术的开拓者，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和影响，是20世纪中国画界开宗立派的画家。黄胄一生奉行「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表现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抒写自己对新生活的赞美之情。在人物画创作领域独辟蹊经，形成了强烈而深具影响的画风。黄胄尤其擅长场面恢弘，人物众多的巨构作品。下面从本人藏品中精选呈献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丈二巅峰钜作。手机拍照，图片未经任何艺术处理。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
△蠡县梁氏、黄胄之印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局部-1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局部-2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局部-3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局部-4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局部-5
△黄胄边疆风情人物画局部-6
王明明曾说：「黄胄是20世纪美术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画家，他的艺术道路对中国画的发展来说影响了一两代人，甚至还会影响以后更多的人。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多都是他情之所至，把情感完全注入进去以后，随意挥洒，一气呵成，这符合中国画的创作规律，从这一点来说黄胄的艺术实践向我们再次昭示了艺术的源泉在于生活这个道理。」
确实如此，黄胄一生几乎走遍祖国边疆地域进行采风写生，最有名的当属“七次赴新疆”，此外，海南、西藏、内蒙等地区亦留下过他的足迹，吸引他的画笔的不仅是这些地域的自然风光，更富于吸引力的是生活在边疆地域的各民族人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1948年黄胄与赵望云共赴新疆历时8个月写生，使他对新疆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兴趣。1949年后的部队生活使他更深入地接触边疆各族人民，同时他以写生的创作形式将他的所见所感表现报导出来，黄胄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成为他日后常见的创作题材。
此幅《边疆风情人物画》以新时期少数民族人民不同生活场景的组合入画。认真学习文化的新疆少女，织花裙的海南少女及编制手工地毯的少女，织网的少女，所有这一切极富时代特色。虽无年款，但从笔墨风格判断应作于九十年代，此作取丈二横向构图，设色斑斓缤纷，正如薄松年所言：「大红大绿的色彩，简单明确的线条，明快响亮，像一首山歌般的优美而富有乡土气」。
除常见的歌舞题材外，黄胄也常常会关注一些极有生活趣味的小景。例如此画中圆桌旁三位维族少女，黄胄抓住围坐学习的一瞬间，将其留在纸上：三位头戴白头巾的少女身着鲜艳华丽的新疆服饰，一少女低头伏案写字，另一少女手执书本，侧脸凝望，似乎正帮对方默写。中间半跪着的黄衣少女正探头去看默写的是否正确，而露出洁白牙齿的笑容似乎也说明了一切。这是极其平凡和温馨的瞬间，黄胄并未采用快速和短促的笔法来表现，而是用洗练流畅的长线条和粗笔，以呈现出静态的场景，刻画出少女专心致志的神情和恬静明媚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是黄胄深入生活写生的结果。
此作构图近实远虚，生动而饱满，流露出欢快的情绪，描绘了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少数民族姑娘在欣欣向荣的原野上学习劳动的画面。画中人物服装多以复笔表现，但面部等最具形象特征的部位，他是画的很严谨的。九位少数民族少女神情各异，绝无雷同，表情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盛满笑意的眼睛，神态静谧而又生动传神。具有永恒的穿透力，让人过目难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作为背景点缀的鸡姿态各异，有的引颈而鸣，有的低首啄食，有的悠然踱步，有的侧首观望，毛色亦或明或暗，可见大师对农家生活的入微体察，禽鸟亦不逊人物。画面左上角安排了斜入盛开的杏花，烘托画面氛围，构思显然是经过一番经营，却绝无拼凑之感。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艺术的源泉在于生活这个道理。
黄胄以充沛的激情使画面保持一气呵成的气势，糅粗犷、泼辣的速写线条于国画用笔之中，既保持了速写中的鲜活与激情，又加强了水墨语言的表现性，增强了笔墨的张力，使画面飞动而热烈。人物造型准确，线条灵动流畅，画面中人物做精细刻画，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少数民族风情的现实生活，实可谓黄胄中国风情人物画的问鼎之作。
黄胄人物画正是全国各族人民用辛勤双手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历史画卷。他以独特的艺术语汇深情绘就了边疆地区的民族情韵，展现了边疆人物的时代风华，他的边疆风情人物画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秀典范。「其艺术成就与美学感染力、震撼力，完全可与一部数百万言文字巨著相媲美。」
今隆重呈献首现市场的私人收藏的黄胄最大尺幅的边疆风情人物组画之丈二钜作，珍贵罕有，难得一见。可看到其艺术成就之缩影。故其珍贵程度和收藏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此国之瑰宝，如今有幸首次释出，望吾人珍之重之！